她们提升了我的认知

60几年前,政界,商界的知名人士,和有点头脸的人物,军界几乎全部人马,纷纷由海陆空撤离大陆去了台湾,当时班上的小伙伴也有人不时地向老师告别。那时的我年幼无知,对此举好奇且有很多问号。当然,以后在成长求知的同时逐渐地把许多事情弄明白了。 很快解放军进了城,旧貌换了新颜。随着老师的教育,以及街道大院里的读报开会,方知去了台湾的人是陷进了苦海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,并让那里的孩子也和我们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相信,而且以后走上教师岗位时也如此教育学生。如今再回首,觉得很有点可笑。其实我们那时很穷,能糊上口就不错了。看看左邻右舍谁家能天天享受大米白面?除了供给制的入城干部和部队军人,广大民众过的多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。当然换到今天那就成了宝贵的健康食物了。我们家的父母因为历史,家庭的原因,长期得不到工作安排,没有收入自然要经常断炊,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,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。但心里还是盼望着能早日吃上精米白面,而土豆烧牛肉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最大追求。所以“努力学习,天天向上,争取做共产主义接班人”。

说实在的,小时候的我幼稚的出奇,总觉得香港台湾离我们很远很远,仿佛是在国外,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样子,反正穷得很,而且他们也应该是外国人。

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,两岸开放了,七十年代的电视,广播里,出现了来大陆省亲的台湾人,珠光宝气,奇装异服,而他们无论男女,手上都带着明晃晃的大戒指,有的还不止一个。那时的中国还不兴戴戒指,一是没有这份余钱,二是怕别人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原来他们并不穷。八十年代末我也出了国,认识了几位台湾人,常听他们说“去了一趟大陆,亲戚们除了抱怨我们影响连累了他们,还把衣服首饰掠了个精光,穷得一点脸面都不顾,再也不想去了”。虽然我也有姨,舅,表亲在台湾,母亲在世时也曾让我在美国登报寻亲,但我只答应,没去做。在美国我也曾做过保姆,管家,而且就在台港人家。我知道他们的目光和态度,我不想被误解成贪婪的大陆人。对他们我敬而远之,不愿意被轻视。因此直到后来我和这些人,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疏离感。

银光老年协会成立后,老人们有了自己的海外之家。除了大陆的老年朋友按时到此活动交友,逐渐的也吸引了不少台港及东南亚各地的华裔老人。他们按己所需参加不同的活动,兴致极高,他们个个热情,有的把家中很多藏书捐献出来,供大家借阅,意在化整为零保护这些文化财富,不留名不求谢,感情平实真诚,令人敬佩。来自台湾的李莉莉女士,还被请进理事会分管财务,李莉莉女士祖籍浙江宁波,孩提时随长辈渡海赴台,大学毕业后来美国深造,有在美国的长期工作经验,财务又是她的专长,与政府和税务部门打交道轻车熟路,没有任何障碍。相对而言,来自大陆的老人们,虽然很多都是业务精英,但语言交流,开车上路却是弱项。作为银光理事会第一位来自台湾的理事,李莉莉起初也有顾虑,但最终还是把银光的困难当作真朋友的困难看待,伸出手来,就此帮了银光的大忙,并和理事会的同事们逐步磨合,建立了良好关系,我对她因此肃然起敬。她,礼佛,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,或许正由于此,她愿意出任义工为大众做好事。她还是银光舞蹈队和合唱队的热情参加者,她笑容可掬,和善可亲,淡定从容,口碑极佳,是传统的中国女人,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。

在银光,台湾同胞不少,我曾担心她进了理事会,会不会有人视她为异数,但多虑了。那些人和她一样与大家相处得也很好,也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,如跳“山地舞”的高淑菊,何月梅,黄照美等女士,不仅自己跳得好,还耐心地教几位大陆朋友一起跳,并同台演出,彼此的融洽让我感到了同根同种的亲切。她们随和,温柔,热情有礼,实则是一群非常良善单纯具有传统美德的朋友。从她们身上看不到居高临下,彼此隔阂的任何迹象。当然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女士们,如来自印尼的陈瑞霞女士,喜欢唱歌,她不厌其烦地教大家用印尼语唱印尼歌曲并上台演出,可知那也是用外语演唱,学习的人自然兴趣极大。教英语的 梁丽芬老师是来自越南的华侨 , 一教数年,虽然本身的普通话不算灵光,但体谅华夏同胞在异乡开不了口的窘况,依然勇敢地走上台前能者为师,认真负责从不张扬。对这些女士们的义工精神大家欣赏而感动,我在感动中欣赏着她们无所求的默默奉献,同时也在修正自己。没有了疏离感,不再敬而远之。本是同根生,必须珍惜彼此的情缘,情是好感的积累,缘是上天的赐予。人啊,必须走近彼此,互相了解互相欣赏,不能辜负天上人间的好意,到了老年尤其应该重视此理。

作者 毕丽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