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在的，小时候的我幼稚的出奇，总觉得香港台湾离我们很远很远，仿佛是在国外，想象不出那里是什么样子，反正穷得很，而且他们也应该是外国人。

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，两岸开放了，七十年代的电视，广播里，出现了来大陆省亲的台湾人，珠光宝气，奇装异服，而他们无论男女，手上都带着明晃晃的大戒指，有的还不止一个。那时的中国还不兴戴戒指，一是没有这份余钱，二是怕别人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原来他们并不穷。八十年代末我也出了国，认识了几位台湾人，常听他们说“去了一趟大陆，亲戚们除了抱怨我们影响连累了他们，还把衣服首饰掠了个精光，穷得一点脸面都不顾，再也不想去了”。虽然我也有姨，舅，表亲在台湾，母亲在世时也曾让我在美国登报寻亲，但我只答应，没去做。在美国我也曾做过保姆，管家，而且就在台港人家。我知道他们的目光和态度，我不想被误解成贪婪的大陆人。对他们我敬而远之，不愿意被轻视。因此直到后来我和这些人，总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疏离感。

银光老年协会成立后，老人们有了自己的海外之家。除了大陆的老年朋友按时到此活动交友，逐渐的也吸引了不少台港及东南亚各地的华裔老人。他们按己所需参加不同的活动，兴致极高，他们个个热情，有的把家中很多藏书捐献出来，供大家借阅，意在化整为零保护这些文化财富，不留名不求谢，感情平实真诚，令人敬佩。来自台湾的李莉莉女士，还被请进理事会分管财务，李莉莉女士祖籍浙江宁波，孩提时随长辈渡海赴台，大学毕业后来美国深造，有在美国的长期工作经验，财务又是她的专长，与政府和税务部门打交道轻车熟路，没有任何障碍。相对而言，来自大陆的老人们，虽然很多都是业务精英，但语言交流，开车上路却是弱项。作为银光理事会第一位来自台湾的理事，李莉莉起初也有顾虑，但最终还是把银光的困难当作真朋友的困难看待，伸出手来，就此帮了银光的大忙，并和理事会的同事们逐步磨合，建立了良好关系，我对她因此肃然起敬。她，礼佛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或许正由于此，她愿意出任义工为大众做好事。她还是银光舞蹈队和合唱队的热情参加者，她笑容可掬，和善可亲，淡定从容，口碑极佳，是传统的中国女人，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。

在银光，台湾同胞不少，我曾担心她进了理事会，会不会有人视她为异数，但多虑了。那些人和她一样与大家相处得也很好，也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如跳“山地舞”的高淑菊，何月梅，黄照美等女士，不仅自己跳得好，还耐心地教几位大陆朋友一起跳，并同台演出，彼此的融洽让我感到了同根同种的亲切。她们随和，温柔，热情有礼，实则是一群非常良善单纯具有传统美德的朋友。从她们身上看不到居高临下，彼此隔阂的任何迹象。当然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女士们，如来自印尼的陈瑞霞女士，喜欢唱歌，她不厌其烦地教大家用印尼语唱印尼歌曲并上台演出，可知那也是用外语演唱，学习的人自然兴趣极大。教英语的 梁丽芬老师是来自越南的华侨 ， 一教数年，虽然本身的普通话不算灵光，但体谅华夏同胞在异乡开不了口的窘况，依然勇敢地走上台前能者为师，认真负责从不张扬。对这些女士们的义工精神大家欣赏而感动，我在感动中欣赏着她们无所求的默默奉献，同时也在修正自己。没有了疏离感，不再敬而远之。本是同根生，必须珍惜彼此的情缘，情是好感的积累，缘是上天的赐予。人啊，必须走近彼此，互相了解互相欣赏，不能辜负天上人间的好意，到了老年尤其应该重视此理。

作者 毕丽珠